秋菊打官司:社会变迁中的秋菊和老妇

一、孕妇对村长:生育力与权力的直接对抗

不久前看新闻,一老妇因“辱骂”村支书而被捕.
事情很简单.修路需进行拆迁,老妇极力阻拦,这时村支书不耐烦的对年长自己20岁的老妇整了句,你就是个母老虎!老妇觉得未被尊重,脱口一句,你妈才是母老虎.得,村支书立马叫上身旁的大汉,东拉西扯,不依不挠地将老妇送走拘留.大概嫌不够过瘾,村支书也许送老妇去了月球或火星某地拘留-老妇家人三天未见其影.
这是令人不禁联想起秋菊打官司.

与《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相比,《秋菊打官司》是一部一望即知的“另类之作”。高度纪实的风格,波澜不惊的叙事,特别是女主角秋菊邋遢土气的造型,无论对巩俐还是对张艺谋来说都是一次突破。但无论如何,张艺谋毕竟还是把视点放在了他最熟悉,也最善于驾驭的“女性”身上。在《秋菊打官司》这部影片当中,“女性”不仅指涉村妇秋菊这一个体,也承担着重要的表意功能,携带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
首先要澄清的是,秋菊代表的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女性”或“中国女性”——她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因此她所关联的也不是“妇女解放”或“女性启蒙”这一层面上的性别问题。从电影中我们了解到,她上过中学,掌握着家中的财权,敢于抛头露面……事实上是整个家庭的领导。至少在影片所表现的年代,这样的农村妇女绝对是少数。其次,为了衬托秋菊这个“非凡”的女性,片中的男性角色多多少少都被压抑了。秋菊的丈夫万庆来生性老实,本来就处于弱势,又被村长踢伤了下身不能行动,所以实际上暂时处于某种被阉割的状态。村长王善堂虽然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但因为生不出儿子,男性的主体地位也遭到了质疑和挑战。包括秋菊的公公、李公安、严局长和张律师等男性角色,面对秋菊的质疑和要求,他们只能唯唯诺诺,从来不能以“你是女性”为由来阻碍她的行动。从这个角度来说,《秋菊打官司》的纪实风格只是张艺谋在电影形式上的一种尝试。这仍然是一个精心编造的故事,一个别有深意的寓言。崔卫平教授借用“脱序人”这一身份来定位秋菊——她的强烈个性显然不能为传统闭塞的乡村女性世界所容纳,而当她完全置身于男人的世界中,为自己寻求一份公平时,她也处处不按常理出牌,几乎完全置身于成规与秩序之外。
这一定位显然比仅仅通过性别命名要准确许多,也有效地避免了关于“女权主义”的某种误解。
性别没有作为一个现实问题进入张艺谋的视野,甚至是被有意地过滤掉了。对于影片这一刻意的处理,观众之所以还能接受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秋菊是一个孕妇。这本来是张艺谋为帮巩俐入戏而增加的一个细节,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却成了叙事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
因为秋菊有孕在身,官员们对她的尊重和优待才变得顺理成章——尽管那些优待毫无疑问地远远超过了普通官员对百姓的关心。同时,女性特有的怀孕、生育属性及其背后所联结的复杂文化心理,也构成了影片表意策略的关键。回想起来,这重重纠纷的起点,就是万庆来“抱一窝母鸡”的咒骂中对村长生育力的否定。当庆来在权力的对抗中处于弱势时,他立刻攻击村长的生育能力——在这场无形的比拼中他显然是胜者,因为他有怀孕的妻子秋菊,而生了四个女儿的村长已经被“计划生育”了。村长的恼羞成怒和拒不认错恰好说明了庆来这一恶毒攻击是多么有效。可以想象,如果庆来骂的是别的话,村长很可能根本不会动手。而村长踢向庆来的下身,也明显地是针对这句咒骂的报复——他下意识地要消灭庆来的生育力——这正是秋菊打官司的原因:“你是村长。打两下没啥,你不能往那要命的地方踢。”可见她捍卫不是庆来的尊严,而是生育力的尊严。
与权力相比,“生育力”在乡土中国绝对是更为根本的价值判断准则。“不是村长”与“没有儿子”相比,显然后者是更加严重的缺陷。在“无条件地捍卫生育力”这一大前提下,谁是强势,谁是弱势,就需要重新考量了。秋菊身为孕妇,无疑占据了绝对的心理高地。她之所以能不畏强权,不依不饶地把官司打下去,身后是这种无形的力量在撑腰。她挺着大肚子往那一站,就不怒自威;她咬住“不能往要命的地方踢”这一原则,指出至高无上的生育力才是问题的关键,别人就无力反驳。一个孤零零的女性或许还是弱势,但一个搭载了“生育”这一属性的孕妇,就几乎可以凌驾于两性之上了。这样一来,村长的倔强也就可以得到同情:一个丧失了生育力的男人对一个孕妇,谁是弱者显而易见。向秋菊认错,就等于在这场已经失败的比拼中低头,接受庆来对自己生育力的蔑视——而这是一个男人所不能接受的。即便到了最后,村长把难产的秋菊送到医院,还要说明他不是向秋菊低头,“她要告让她告去”。但当秋菊抱着儿子来到他家,请他喝酒,他看见男婴时那由衷喜悦的表情,以及欲盖弥彰地把生女儿的事完全怪到老婆身上的行为,无一处不流露出一个输家的心态。
至此,秋菊对村长的毫不同情,已经胜利却还要“踏上一只脚”的行为完全丧失了其崇高性,反倒是村长最后决定参加满月酒席的和解举动显得十分大度。但这不是一部道德评判的影片,纪实的风格很大程度上帮助作者隐匿了他的态度,只是在结尾将一个出人意料的“现实”推到我们眼前。正如戴锦华教授所说:“秋菊所固执的并非‘感天动地’之‘窦娥冤’,秋菊历尽艰难所求得的当然亦非天理昭昭、天网恢恢的‘大团圆’;于是,古老秩序中的一幕有唱有和的权利与情理的游戏,终因此秩序外的因素的介入,而成了一桩离情悖理之事。秋菊的固执不是成就了、而是撕裂了那幅其乐融融的乡间满月酒宴图。”

澳门新葡亰官网app,如果秋菊在今天,知道下意识的一句争论会把自个送上大牢的直通车,估计她是不敢再用钉子户精神与村支书死磕.
十几年前老谋子的作品,皆是纯正的乡村风味.比起今日用金钱堆积的“大片”,贫穷的黄土地展现出十足的荒芜和土味,
巩俐扮演的秋菊,以一副五大三粗,大红布袄形象闪闪出场,土气,却是贫瘠土地上的农妇真实写照.在自家男人被村长踢伤后,目不识丁的秋菊开始据理力争,挺着大肚子四处上访.哪怕是自家男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阻拦,也没动摇秋菊不吃哑巴亏的决心.

二、金钱与说法:乡土与现代的鲜活遭遇

同样是撼卫自身权益,且不论是老妇绕乱公务还是村支书独大专权,老妇和秋菊的待遇却大相径庭.
秋菊不接受村长的金钱污辱,铁心讨回公道.不怕与村长结梁子,即使花钱费力打官司,终是胜利了.而老妇仅因一句话,未来的及与村支书扛上,便直接来了趟派出所N日游.
村长不因过节而存心找碴,在秋菊难产之时更是伸出援手,霸道不失纯朴.反观现实中的村支书,终是“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满足地将老妇送走拘留.

虽然褪去了浓墨重彩的渲染,舍弃了回肠荡气的高歌,但《秋菊打官司》与第五代的诸多代表作品一样,都在回答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命题。
它用素朴庸常的生活图景呈现了真切的,活着的乡土与城市,又以突如其来的一脸困惑,暗示了关于“启蒙”与“现代化”的反思。《秋菊打官司》常常被法律界文章批判,说影片中的官司打的有何种纰漏。这种批评在法理分析上无可厚非,对于电影解读却是缘木求鱼。张艺谋说:“我们想在影片中展示的是一种富有乡土气息、乡里乡亲的、家庭式的人际关系……对于打官司的结果,我们并不想做重点展示,我们想通过表现秋菊打官司的过程,让观众更多地看到一些现代农村生活的原貌和现代农民的生存状态。”
在一点的表现上,张艺谋做得非常成功。无论是在乡公安局偷拍到的农村青年领结婚证的片段,还是在市法院休庭时,旅店老板在人行道上那一番充满民间智慧的分析,都让我们感到亲切鲜活的乡土气息。同时,对打官司本身的淡化处理,也是为了“强化人物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
“自我意识”究竟是什么?在秋菊看来,就是“钱不钱的无所谓,我就是要个说法”。现代化、商品化的逻辑是把所有问题转化为“人民币能够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上级领导”在判决书中反复强调的“安定团结”,“求大同存小异”。影片中虽然没有“好人坏人”的区分,但他们在思维方式上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李公安,万庆来等人显然代表了现代化与商品化的思维——反正经济上不吃亏,就不用生那闲气了。他们当然不能理解秋菊的做法。李公安在让王村长给秋菊个“说法”的时候,甚至可爱地犯起了结巴,思维的隔阂可见一斑。秋菊——或者也包括王村长——则显然遵循着另外一种思路。他们都不在乎钱,但一定不能输这口气。所以说,秋菊在现代化和商品化的进程中也是一个“脱序人”。她拒绝用人民币解决问题,而是要求一个金钱买不到的“说法”。笔者认为,所谓“自我意识”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秋菊的“自我意识”绝对不是“启蒙”或“现代化”带来的,反之,影片包含了很多对乡土中国启蒙运动的反思。例如,秋菊是一个读过中学的学生,但她对自己的知识毫不自信。无论是写申诉书还是看信,都要求助别人。人家跟她讲法律程序,她也似懂非懂。她的乡人们更是如此,甚至对村长来说,秋菊去城里打官司也只是“把局长的小汽车都坐了”。启蒙运动已经过去了将近一百年,而九十年代的乡土中国还是这样一种局面,其尴尬不言自明。从影片中我们看到,秋菊开始去找村长,问他到底“管不管”,所寻求的还是一种“人治”。她对村长仍然信任,以致把“被告”当成了法官。而最后法律看似帮她撑了腰,实际解决的完全不是她提出的问题:最后使王村长被拘留的证据是庆来肋骨的骨折,而不是秋菊一直强调的“要命的地方”。
法律当然解决不了秋菊的问题,因为两种思维从根本上就南辕北辙。秋菊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前现代乡土社会的遗存,凭着顽强的个体意志,借助现代化社会的法律武器——当然还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与商品化进程作斗争,这注定是没有结果的。法律不仅不会判给她一个金钱以外的“说法”,还在最后破坏了这个其实已经到来的和解。村长在洗脸刮胡子,像要过年一样准备参加秋菊儿子的满月酒时被抓走。说到底,即便这样,秋菊也没有得到她想要的那一声道歉。而村长回来后,秋菊即将面临的人际危机则显而易见,各种随之而来的麻烦也都将浮出水面。
现在看来,二十年前的一部《秋菊打官司》在当时颇有时代意义。九十年代初期,正是中国大陆热烈迎接现代化、商品化大潮冲击与洗刷的年代。如戴锦华所说:“在经典的第五代电影中,‘现代化’或曰文明社会,是外在于特异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力量;是一个潜在的权威视点的拥有者,一个无形而巨大的参照系,某种外来的拯救或毁灭。”
这个外来者不仅给秋菊留下了满脸的迷惑,也给乡土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困扰。代表现代化前进方向的“求大同存小异”实际上是一个挤占异类生存空间的过程,通过消灭异类来达到更大的“大同”。不仅是二十年前,启蒙运动,现代化、商品化、法制化进程究竟给乡土中国带来了什么,直到今天都是一个无比鲜活,却又难以回答的问题。极具讽刺意味的是,2010年,以《秋菊打官司》拍摄地为基础开发的旅游景点“秋菊山庄”被曝出“关押上访群众”的丑闻。“秋菊山庄专关秋菊”,让《秋菊打官司》中那个温情脉脉的上访故事在今天看来更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寓言。现代化、商品化与乡土中国的遭遇战还没有打完,这其中的冲突与纠葛,决不只是巩俐脸上那片美丽的茫然。二十年后,我们仍然可以用戴锦华教授在《雾中风景》中对第五代的评价来归结对《秋菊打官司》这部影片的讨论。“第五代的意义,更在于他们以电影的方式加入中国80年代的历史/文化反思运动——不再是对种种社会政治话语的转述,而是一个独特的,空前有力的发言者。而且在一个突然洞开的历史视域中向世界呈现了一个历史的、同时朝向未来的中国形象。”
《秋菊打官司》不仅为世界呈现了一个顽强,倔强,有“自我意识”的中国女性形象,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自己提供了一幅现代化进程中乡土中国的图景。如果我们细细品读这幅画卷,我们会发现它绝不是一幅纪实速写,而是一个始终联系着活的乡土,活的中国的现代寓言。

幸好秋菊不是生活在这个年代,不然早被收押大牢.经历一番“躲猫猫”“俯卧撑”“喝开水”的待遇后,也许最后只剩一张“被死亡”的通知书.

参考文献

PS:我个人认为,这部电影适合女权主义者.女性在社会认识中一直处于不公正地位,尤其是在那个封建思想严重的年代,女性只要安分守己就好.然而秋菊突破“夫为妻纲”和官僚主义的压迫,毅然决然的捍卫丈夫的权益.不仅是需要勇气,更是一种
女性意识、法律意识的体现和强化,在当时那个落后年代的贫困山村更突显其进步社会意义.独立、顽强、据理力争,女权特征在秋菊身上得到完美体现,所以应是受女权主义者的赞扬和青睐的.

[1]陈墨.张艺谋电影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6月
[2]李尔葳.张艺谋说[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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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崔卫平.我们时代的叙事[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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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论张艺谋[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10月

2010-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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