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被认为是保护民族文化、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有效途径。然而,民族文化的这种运作方式,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本文探讨了民族文化资本化运作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指出,只有理清民族文化资本运作中的产权关系,进一步明确经济资本的社会责任,激发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内生活力,促进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才能确保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可持续发展。关键词:民族文化资本化;民族文化;民族经济;发展

现代性构建体现为一系列新的实践与制度形式,因此,社会的文化领域是无法缺位的。民族价值观反映了民族文化群体在现实世界中的一种生存理念。现代性力量下任何民族都面临着一个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的问题。现代性对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主要表现为:民族文化实际上成为市场经济的附庸;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从民族生机中心走向边缘。在文化互动中,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不是消解他文化的主体性,而是要建构本文化的主体性。


现代性视域下的民族文化价值观

近年来,以弘扬民族文化、发展民族经济为主要目的的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在中国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方兴未艾,并被认为是一条发展特色经济的有效途径。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民族文化资本化,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社会转型中,作为民族文化主体的人群为谋求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对其文化资源的一种策略性运用。在中国的社会实践当中,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使得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民众,实现了其从市场经济的参与的边缘到边缘的参与的社会角色的转变,体现了这些民族群体参与市场经济建设、改善自身生存境况所作用的某种不懈努力。这种努力,对于当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一些良好的社会效果。然而,随着民族文化资本化运作的不断推进,其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而民族文化资本化论题的一些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也开始显露出不容乐观的社会后果。一、民族文化资本化的社会实在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族文化是一种特殊性的存在,而作为货币的结晶的资本,则有着一般化的诉求。这两种尖锐对立的社会存在,何以被整合成为谋求社会发展的工具和手段?陈庆德在《民族文化资本化论题的实质与意义》一文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论述。陈氏认为,在后工业社会里,资本对社会支配的方式和结构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社会控制的中心已转向消费和消费者。而在被符码所控制的消费社会里,消费与通常所认为的需要满足已经没有物质功能上的直接联系。而任何个人或者社会群体对于利益的获取,都要凭借对符号的结构性控制来实现,此一社会事实使民族文化的资本化成为一种必然和必需。[1](P142~147)民族文化资本化的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实际上也得到了中国社会实践的进一步证实。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推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为主要表现方式的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对于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以至于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民族文化资本化甚至被认为是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在目前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以招商引资、民族旅游开发等为主要方式的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对于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事实上,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使一些民族地区及其传统文化的知名度在较短的时间里得到了提高,制造了一些一夜成名的族群,如云南丽江的纳西人、广西的黑衣壮等。客观地说,这种运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的招商引资工作,并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增长,一些当地民众的经济收入也因此得到了提高。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物质条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族文化发展的社会生态。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改善了这些地区的物资供应和信息交流状况,从而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物质条件,当地人的生活质量也因此有所提高。尤其重要的是,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使更多的民族成员认识到自身文化的普世性意义及其所蕴含着的经济价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其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增强了其保护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责任感,从而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对于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增进相互之间的认识和了解,从而为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民族文化资本化的现实困境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虽有可能使民族地区的经济在短时间之内得到较快发展,然而对于那些在经济、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群体而言,其传统文化所受到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1.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使一些民族群体面临其文化主体地位不断被消解的社会风险。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场在经济场域中展开的民族文化资源与经济资本之间的利益博弈。然而,以目前的情况而言,这并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博弈。事实上,对于那些经济资本的实际掌控者来说,他们所拥有的市场经济知识以及商业技巧,是那些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状况的民族群体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他们在这场利益博弈中往往占据着较为明显的优势地位。更为甚者,在这些经济资本的背后,有时还潜藏着行政权力的一些准制度性的安排,譬如,在一些地方的招商引资过程中,商人的利益在很多时候总是得到优待考虑。现实的情况往往是,由于受到经济资本与行政权力的挟持,在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过程中,民族群体的文化主体地位很容易被消解,不仅难以成为民族文化资本化的真正受益者,甚至有可能失去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的主导权。2.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民族文化的普世性价值让位于现实的经济利益,从而对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存在带来难以预料的冲击。尽管我们不能否定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对于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对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然而我们同样不能无视一种事实,便是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总是不可避免地按照所谓的经济规律来进行的。这样,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虽然带来了一些表面上的民族文化发展的繁荣景象,但在更深的层面上,却在有意或者无意之中,迫使民族文化所蕴含的普世性让位于经济利益。事实上,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都不可避免地要对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盘剥和适当的修造,以迎合可能存在的文化消费者的现实需要,从而达到其牟利目的。作为这种运作方式的后果,或许就是近年来被复制、被设计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大量出现。尽管这种现象的出现,可以看成是所谓文化融合的某种结果,然而这些看似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所遵行的几近一致的生存逻辑,使我们实在难以断定其对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存在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3.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加剧了民族地区的社会转型,导致了其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并使一些民族社会面临解体的威胁。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使一些民族地区的传统产业结构发生明显改变。而随着经济资本的扩张以及文化交流的增加,市场经济理念以及所谓的现代生活方式不断向当地社会渗透,使当地人的思想观念和传统生活方式发生急剧变化。由于一些当地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现代生活缺乏必要的了解,对自身文化的价值认识不足,盲目追随和极力模仿那些先进的现代生活方式,从而导致传统的社会伦理观念对其约束力日渐式微,传统社会组织对于当地社会的控制力不断弱化。随着人口流动机会的增加,一些在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过程中逐渐富裕起来的当地人,更愿意把他们的子女安排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而不管他们是否具备良好的谋生技能,从而导致这些地区出现某种程度上的空巢现象,并使之面临解体的威胁。我们固然不能否认当地人追求理想生活的正当性,但我们事实上同样不能无视由此而带来的一些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

内容摘要:现代性构建体现为一系列新的实践与制度形式,因此,社会的文化领域是无法缺位的。民族价值观反映了民族文化群体在现实世界中的一种生存理念。现代性力量下任何民族都面临着一个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的问题。现代性对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主要表现为:民族文化实际上成为市场经济的附庸;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从民族生机中心走向边缘。在文化互动中,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不是消解他文化的主体性,而是要建构本文化的主体性。

关键词:现代性;民族文化价值观;文化承载着

作者简介:娜拉
,女,内蒙古人,民族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民族学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西北边疆地区现代教育的推进与民族文化互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BMZ050)。

民族文化价值观反映了民族文化群体在现实世界中的一种生存理念。中国传统文化既包括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也包括各少数民族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不能忽视对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探究。现代性力量影响下,传统与现代的调适、文化自觉成为文化承载者—民族所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现代性和价值观释义

源出于西方的学术话语—“现代性”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不同学科对“现代性”(modernity)内涵给予了特有的释义:从历史学角度,“现代性”是一个时间观念,标志着一种断裂和连续的统一,是连续中的断裂,其中贯穿着从科学技术来确定现代性。从社会学角度看,“现代性”标志着现代化进程中非传统因素的积累,是一种整个社会系统的变革。从洛克的“市民社会”到孔德的“三阶段理论”到迪尔凯姆的“社会分工”等,或从经济特征,或从政治特征来确定和度量现代性。从哲学角度看,“现代性”反映了一种资本主义文化发展逻辑。从心理学角度看,“现代性”是一种思潮,是一种精神状态。正如马克斯?韦伯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的论述,“现代性”是人们以新的伦理精神行动的方式和方法,是一种精神现象或一种心态、心境。韦伯从理性化角度描述了现代社会的整个系统发展历程,即现代化过程。这种由以传统农业社会到以法治、效率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过程,包含着社会流动、城市化、科层化、大众传播和理性化等一系列指标特征和内容。其中,理性化是最突出的特征。
在安东尼?吉登斯看来,“现代性”是工业主义的内容及其衍生,是后工业的文化形态。工业化社会是对传统农业社会、传统文化生存形态的否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现代性”既是观念形态也是客观显现的制度化的存在,是社会生活模式、社会组织模式和人类的行为制度模式。[1]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全球化。全球化使得不同种族、民族的人们,都毫无例外置身于由现代化导致的同质化趋向威胁之下。

无论从范畴、现象描述、还是从线索梳理、结构剖析看,现代性都是涵盖了诸多方面展开的一项强大而持续的社会变革和精神变革。现代性构建则体现为一系列新的实践与制度形式,因此,作为社会的文化领域是无法缺位的。

关于价值观的定义,克拉克洪(C. K. Kluckhohn
)的解释被视为经典:“价值是一种外显的或内隐的,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是个人或群体的特征,它影响人们对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2]认为文化的核心是附属于传统观念的价值观,价值观即“价值取向”,“值得的”背后是一整套具有普遍性、组织性的观念系统。

在文化与价值观的关联问题上,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每种文化模式都有一种主要目的,一种主题,一种主导观念,表达着一种文化心理趋向,也可称之为文化价值观。“文化逐渐发展出越来越确定的选择标准,形成行动的驱动力,与这些驱动力相适应,文化特性的不同方面和行为领域也取一种越来越一致的外形。
”[3]。功能-结构论从剖析文化的结构得出,任何具体的社会文化都是有机的功能整体,功能是一种要素为了整体的存续而发挥作用。[4]祁庆富先生认为,一个民族所共有的选择标准,“就是这一民族的价值观,每个民族的价值观决定了这一民族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集中地反映出一个民族独特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因而占据着民族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5]可见,民族价值观是个多层次的观念系统,每个民族价值取向是民族群体在面对各种社会现象时所表现出的心理特征、态度的基本取向。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观念取向、心理习惯和行为模式是通过其成员代代实践活动而形成,民族文化价值观一旦被价值主体接受,便成为对民族群体进行社会活动起导向作用的知识基础和思维模式,决定了民族文化群体意向、态度和行为。

二、现代性时空意义下的文化研究

中外现代性理论学派观点各异,但皆认为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间观念,在“一种不可逆转的快速时间框架中”。现代”一词就意味着现在和过去的时间断裂,现代性的时间意义要求对“现在”的直观必须转换为对“未来”的追求。现代技术社会的一个本质方向是基于反自然意义的人工化趋势。现代化对自然的改造与控制,包含着对作为人的改造与控制。现代性为一种进步主义和发展主义欲望所主宰。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始于上个世纪初期,它基于一种知识性的理论,意图建构出从民族国家的想象到现代生活的想象图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以“时间”为向度的现代性问题,已转为一个以“空间”为向度的全球性问题。与此同时,这一进程也是所有参与这个进程的文化体的重构性互动的过程。互动中不同文化体实际上都进行了新的、包容的认同重构。民族
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人们共同体,现代性视域下若想把握一个民族文化整体的意义,所谓“原生态”文化静态不再适合作为研究单元,而应代之以与其他的民族文化互动脉络场景下的研究。社会互动是人类存在的重要方式,文化移动和文化传播事实上是以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为前提。全球化不仅使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习俗风尚、生活方式等趋向于国际化,也将使文化探讨的课题、研究方法趋于一体化。就目前国内研究成果而言,文化研究虽然经历了多次热潮仍未能达成文化研究对象与方法的统一,但文化互动研究具有以意识形态、学术自觉、民族文化主义相结合的特点。

三、现代性对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冲击

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变革。现代化这一技术化进程,是资本、权力和文化互动的复杂过程
,现代性制度的维度主要包括劳动力和产品竞争之下的资本积累,信息控制和社会管理。全球化过程中,民族国家范围内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加,一种新的想象的共同体借助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可能确立并以此营造出使其自身得以存在的新的文化价值和认同。价值观作为文化的核心,以自身的变化深刻地反映着世界的变化。

文化变迁常常导致文化分裂,即原有的文化体系分裂为不同的文化价值系统。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文化是一种意义模式,它包含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态度以及看法,而意义、理解、态度及看法本身并不像自然实在那样仅仅通过实证的观察就能够认识而是需要阐释。[6]每个民族文化形成了独特的认识生活世界的的知识系统,并融汇在民族生计方式、语言、宗教和习俗中,支撑着民族群体的心理和意识,通过共享的符号系统形成对本民族的认可。
“文化滞后”理论认为,文化先经历器物层面的变迁,以后经历制度层面变迁、最后到观念层面的变迁。在现代性挤压下,民族固有的文化模式失去了的权威性,民族价值观念、文化观念也必然处在磨擦、博弈之中。民族文化价值观作为渗透于民间生活方方面面并世代传袭的地方性知识积累成果在群体和个体主体意识中的表现,其变化通常滞后于社会生产发展。一般来讲,民族文化系统是以地方性知识为特征的一个意义系统,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虽然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但是它们不会超越所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文明发展水平。

我国改革开放之前,整个社会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稳定性和连续性。基于农业经济与血缘宗法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以儒家倡导的仁孝诚信、礼义廉耻为中心,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成为中华民族代代传承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价值基础和根源,其价值取向可概括为:“以土地为基础的人生本位,以家庭为基础的群体本位和以伦理为基础的道德本位”。[7]

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属自我封闭的传统社会,数百年一贯制的生活模式中,民族成员长期保持着浓厚的族群文化认同,集体主义是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基本原则,民族成员往往具有依附性的人格特征—-对乡土生活环境的依附,对血缘家族伦理的依附,对地方和族群传统秩序(如习俗控制、宗教控制)的依附等。现代性在促使社会转型的同时,还会直接引发文化危机。我国改革开放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即表现在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多元化,人们在利益分配机制与文化认识层面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社会转型,不仅包括社会形态、经济制度和政治秩序方面,而且也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精神追求方面。伴随现代性而来的强势文化扩张,使民族地区原有民族文化秩序遭到破坏。现代性不仅带来了社会结构变化,在文化上也带来了意识结构的变化,民族文化体系受到理性主义为表征的现代性的冲击。传统文化价值观是在特定的地域和文化情境中产生,民族群体作为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承载者持有共同的文化理念、共有的符号表达、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因此,在文化结构转型中,必然出现文化价值的多元化和局部的文化生态失衡,文化群体成员在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选择上缺乏统一和认同。在现代性和现代理性的作用下,民族群体将不再囿基于地方性知识的生计方式和行为模式,社会成员社会化往往在现代化的手段和工具安排和支配下进行。当前,现代性对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主要表现为民族文化实际上成为市场经济附庸;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从民族生计中心走向边缘化。

四、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取向

现代性的一个核心观念是理性。现代性的过程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马克斯·韦伯(Max
Weberr)认为现代化的指标是理性化,理性是人类的一种自觉性和自主的创造性。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社会文化价值观在理性原则方面的提高。
“现代化”可以界定为实现“现代性”的一种过程。非理性因素与规范有序的社会行为相对应,常常与人的社会本能、无意识等心理现象、潜意识行为等相关联。心理结构的非理性因素如本能、欲望、习俗、意志、情绪、情感,还包括人的认知结构中的非逻辑的认识形式,直觉、灵感等思维方式。少数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民族性格、生命冲动、意识流等,都可看作非理性因素占重要甚至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现象。人类学家麻国庆先生认为文化禀赋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根源,“文化传统是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变数,它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的现代化,也可以妨碍经济现代化的进程。”[8]

民族文化价值观是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重要测量指标。当前我国民族地区民族传统价值观面临着更为复杂的问题:
第一,渗透于民间的传统习俗滞后于社会生产发展。第二,追求利益最大化已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一种内在机制。第三,外部资本文化对民族传统文化带来同化危机。在民族地区乡村城镇化、旅游产业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等思路引领下,文化互动影响着文化载体的认知方式和行为表现,极大地改变了各民族成员生存和生活状态。伴随着理性化、功利化的现代社会价值观念渗透,一向较为稳定的民族传统文化价值取向将被重新加以阐释。

现代性具有外延性和意向性的交互关联性。文化具有相对的封闭性质,这也是它的民族性表现。民族封闭的文化系统中,宗教、伦理、习俗、次级社会群体形成相互依赖的多位一体的内部循环系统。现代化是个世界进程,伴随着现代性元素的弥漫,文化持有者处在传统与现代、民族化与西化、本土化与全球化交织的张力场。因此,现代性力量下,一个民族的文化信念和价值,面临如何追寻一种新的适应性的表达方式。民族文化群体自愿或不自愿地、自主或不自主地接受现代理性化过程并作出反应。现代性意味着一些新的社会想象的确立,文化群体主体性的现实需要是衡量客体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大小的重要尺度,具有一定需要的文化群体是现实价值关系的中心。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
认为在世界范围的文化接触中,将“我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9]

民族价值观是民族成员文化认同的坐标。价值取向和文化取向关系民族群体的生存状态。想了解民族文化是否合乎理性地向现代文明延续,就要正确理解现代文明。西方工业文明无疑具有许多现代文明的特征,但绝不能因此认为西方工业文明就是人类普遍的现代文明。当今世界,“文化多元论”可以说是影响力最大的思潮,这无疑在传递着一个信息,即当代社会不再以绝对和普遍的准则去评估人类行为。世界各地区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地理生态环境的差异,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选择了保护他们的传统价值观。

在历史视野中,现代性问题所蕴涵的实质性内容是中华民族思考了一百多年的命题。现代性力量下,传统与现代的调适、文化自觉是各个文化模式载体—-民族所不可回避的现实。在跨文化心理及行为研究领域,约翰·贝利(John
W.Berry)的理论框架提出了文化适应的双维度模型:一是文化适应者是否有保持自己原有文化和身份;二是文化适应者是否有与其他民族文化群体交流的。通过文化适应者的态度归结出四种文化适应策略:“整合”、“分离”、“同化”和“边缘化”。其中“整合”为最理想类型,表现为个体的文化适应呈现为保持传统文化的同时重视与其他群体的日常交往;“分离”表现为个体重视自己原有文化,希望避免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同化”表现为个体主动与其他文化群体有频繁的交往;“边缘化”表现为个体既不能保持原来文化,又不被其他群体文化所接受。[10]

文化互动中,民族文化价值指向不是消解他文化的主体性,而是建构本文化的主体性。现代信息化时代,现代性的影响,国家制度的设计,政府、地方治理理念的作用,无不成为民族地区生计模式结构发生变迁的促进力量。如少数民族生态移民、传统游牧民族定居化、少数民族农民工流动等。近年来,决策者从边疆多民族地区丰富的民族旅游资源出发,发展旅游业成为一种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旨在将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经济优势,进而实现民族成员脱贫致富。这种发展模式下,将带来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挑战。首先,文化持有者的亚文化在现代主流文化潮流中面临再生与重构,不同民族文化持有者自发性地组织起来开发自己的文化,各种文化展现、文化消费活动成为族群文化走向世界的契机。其次,全球化过程构成了多种主体之间的博弈、竞争、冲突与合作等不同形式的互动。第三,资本的介入将会发生重要作用,族群、地方文化开发中的风险性问题日益显现。作为参与变革的民族群体无论是主动或被动,都改变不了其发展都必须依赖于更大的社会框架的事实,文化价值取向问题也就成为如何将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群体意向嵌进更大区域结构中去的问题。民族交往、文化互动中,作为民族群体会产生一种特有的自我形象、历史记忆、民族认同。民族文化的时代适应性在于民族群体对现代性的主动应对,即寻求如何平衡自己传统文化和身份认同,努力营造民族价值观重构环境,消除固守传统的时间和效率观念而不去主动适应工业化、市场化的民族消极文化心理,提升民族社会成员现代社会竞争能力,构建与所处代同生存发展,与现代文明要求相适应的现代文化价值观。

总之,现代性力量下任何民族都面临着一个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的问题。事实证明,如果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发挥民族主体自我意识、自我反思和自我觉悟的自觉能动性,持有积极进取和开放宽容的群体性心态,民族的观念和文化就能及时得到更新,该民族群体及其经济文化就必然能与时代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2] Kluckhohn, C. Values and Value-Orientations in the Theory of
Action: An Exploration in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In: Parsons, T.
and Shils, E., Ed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388-433.

[3] 鲁思·本尼迪克特:
《文化模式》[M].王炜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48页。

[4]
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M].夏建中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第32页。

[5]
祁庆富:《试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结构》[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

[6]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7] 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M].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7、258页。

[8] 麻国庆:《走进他者的世界》[M].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201页。

[9] 费孝通:《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与现实意义》[J].学术研究.2003。

[10]澳门新葡亰官网app, Berry J W,Poortinga YP,Segall M H,et al.Cross-cultural
psychology: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345-383.

相关文章